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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资金来源分析
2015-01-17, 11:06 AM
当前,同“一带一路”密切关联的四大资金池为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四个平台筹备工作自2014年起加速推进,有望在2015年为相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初始运作框架建立后,外汇储备、地方政府及其他基金的建立、银行等社会资本的融入、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都将为“一带一路”这一长远战略输送源源不断的资金。

一、从资金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宏观必要性

1. 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客观需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外汇储备是货币当局控制并随时可利用的对外资产,其形式包括货币、银行存款、有价证券、股本证券等,主要用于直接弥补国际收支失衡,或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等用途。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国际收支双顺差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备受瞩目,截至2014年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到3.8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50%。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出于保证国际支付、维护汇率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需求,外汇储备必须体现其“随时可利用”的特点,因而理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需要持有大量的国债、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截至2014年9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1.27万亿,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占比32.6%。而另一方面,站在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全局的高度统筹考虑,外汇储备也肩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升本币国际地位、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的责任,这就要求外汇储备应在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即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目标。

而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流动性、安全性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重要性便日益凸显,对于超出流动性需要的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运用。只有以长期债权和股权等方式重新投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外汇储备才能实现保值增值,这也是外汇储备合理有效运用和全球经济及资本循环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例如2003年利用外汇储备通过汇金公司向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007年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合作、同贸易伙伴国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参与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危机国家的救助和支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重建,由外汇储备出资成立主权财富基金等,这些方式都丰富了外汇储备的应用渠道,有力支持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起到了支撑、推动作用,但从规模上而言,我国外汇储备仍需寻找具备持续性、有益国家经济利益的投向。

2. 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回报率较低

受高额的外汇储备影响,我国的海外资产规模格外庞大,但资产结构却非常畸形。从对外资产结构来看,截至2014年三季度,我国对外投资所形成的海外资产总额达6.29万亿美元,储备资产达3.95万亿美元,占比高达62.8%(其中外汇资产为3.88万亿美元,占据了储备资产的98.5%),证券投资占比4.1%,对外直接投资10.6%,两者均占比较低。从对外负债结构看,截至2014年三季度,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占对外负债比例高达56.7%,证券投资(以QFII为主)占比10.2%。

不对称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使我国净投资收益常年为负,更凸显了我国对外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以储备资产为主的对外资产结构决定了资产回报率只能处于相对低位,因为储备资产对于流动性的要求制约了它的投向。我国外汇储备中持有美国国债1.27亿美元,而当前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始终徘徊于2.0%-3.0%的水平。相反,对外负债中由于包含了外资在中国的大量直接投资,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中国(世界银行2005年的调查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外资产回报率大大低于对外债务的成本。

对比发达国家情况来看,截至2013年,美国22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持有储备资产占比只有2.4%,对外直接投资占比高达28.9%,证券投资占39.7%;日本是外汇储备大国,其海外投资结构更具可比性:在日本791.7万亿日元的对外债权中,储备资产占比16.8%,直接投资占比14.8%,证券投资占比45.1%。可见,虽然我国海外资产庞大,但中国企业没有真正“走出去”,仍停留在“请进来”的阶段,中国的跨国公司无法形成全球布局,无法为中国的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的消化提供可能。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存在巨大资金缺口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并且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和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较强。

随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愈发旺盛。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高达7300亿美元。然而,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无论出于机构设立的目的、宗旨及对象的考虑,还是基于资本金对其出资能力的限制,都不可能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如此巨额的资金,换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强烈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难以满足成为制约其经济增长动能的瓶颈,而资金正是制约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

正是在如此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图加强对于外汇储备的运用,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消化过剩国内产能,并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宏观必要性,这是中国站在新旧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放眼未来,一方面把握当下,既着眼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又契合国际环境的需求所做出的重要抉择。

二、资金从哪里来?

资本走出去,是产能“走出去”的先决条件,项目的推进与区域间合作的巩固需要依靠运转良好的投融资机构和机制来保证源源不断的资金输送。当前同“一带一路”密切关联的资金池主要为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1. 丝路基金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设立丝路基金,明确指出将藉此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此举旨在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总规模为400亿美元,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目前初定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三家机构,其中外汇储备出资占比65%,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投公司各出资占比15%,国家开发银行出资占比5%。

从模式来说,丝路基金更接近于主权投资基金,与多边合作机构相比,中国具有决策权,因而具备效率上的优势,但仍需面临法律环境、税收政策等国别风险。基金先期将以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规划投资为主,起点为国内相关省份,项目也以铁路、公路、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扩建为主,后期或将在文化、旅游、贸易方面有更多进展。

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最初设想由中国财政部于2013年年初提出,筹备工作在2014年骤然提速,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共同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自此,亚投行作为一个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机构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

中国财政部1月4日对外宣布,新西兰决定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至此,包括中国在内,亚投行参加国将增至24个,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预计各国将在2015年6月底之前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明确各国在亚投行的股权分配比例,并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总部将落户于北京。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从外汇储备出资50%,即500亿美元。注册资本金由成员分期缴纳,一期实缴资本金为初始认缴目标的10%,即5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25亿美元,其他创始成员共同筹集一期资本金的其余25亿美元,其中部分国家或由中国提供的贷款出资。

就资金管理方式而言,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政府多边合作基金,并且中国已表明将持开放的态度,不追求亚投行的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其他国家的资本投入仍存在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首批推进的项目或将集中于与中国基本没有领土纠纷、没有历史问题的传统友好国家,而在中长期,亚投行牵头提供融资方案能够被更多的区域内国家所接受,便于推进更大规模的基建项目,也便于建立起更具普遍适用性的融资模式。

3.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宗旨是对成员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融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完成了从概念提出到签署建立协议,且将于2016 年成立,总部设于上海。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金1000亿美元,首批到位资金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分金砖发展银行的股权,这意味着中国出资额将达100亿。金砖国家成员将就治理结构进行讨论,关键战略决策由理事会做出。首任理事会主席将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将由巴西提名,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另于南非设立非洲区域办事处。五个成员国商定将事先选定各自的基础设施项目,确保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旦投入运作,便能快速在首批的项目实施上取得成功。

4. 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9月11日至12日在杜尚别举行。与会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李克强总理12月1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表示,将稳妥推进组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进程。上合组织成员国为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总之,上述四个资金池几乎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其逐步筹建和投入运营将为这些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有助中国消化过剩产能,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四个平台筹备工作自2014年起便加速推进,相信在2015年就能够初步对“一带一路”形成资金支持。

静态地看,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目前的累积投入不过千亿规模,初始投入相对于巨大的基建项目投资需求而言固然是杯水车薪,而真正值得期待的是,这些机构并非是规模固定的资金池,而是作为资金流转的平台,一旦初始的投资生效,平台便可以为“一带一路”规划撬动源源不断的资金:

(1)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坚实基础;

(2)“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或将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及其他类型基金。据媒体称,福州市政府日前和国开行福建分行、中非发展基金携手合作,推动设立预计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广东省政府也正酝酿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

(3)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吸收社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基金等形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随着规划的落地和资金池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等多类商业机构都将积极合作投资、融资。以中国银行为例,预计中行2015年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授信将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三年授信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同时平台也将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带动民间资本(如PPP模式等),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

(4)1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中国将取消境内企业、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扩大了境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之间的相辅相成将使这一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将获得更多资金保障。

不过,要吸引各方参与、撬动社会资本也并非易事。“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性是普遍的共识,目前,社会各方对于这一战略更多存在的是一种愿景,社会资本必然不会贸然参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若要保证资金的持续性,自初始阶段起投融资平台的长远布局,资金运营方面的谨慎设计,合作建设基本框架的确立便成为了“一带一路”长久、稳步推进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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